在人間 | 不參加高考,也不躺平,一羣差生在這裏找到新的活法

在人間 | 不參加高考,也不躺平,一羣差生在這裏找到新的活法

2021年06月02日 12:51:48
來源:在人間

鳳凰新聞客户端 鳳凰網在人間工作室出品

實務學堂是一個體制外的教育實驗,辦學3年,搬家5次,自嘲“流浪學校”。但它像一顆野草,多次移植後依舊生機勃勃。

本期的紀錄短片(片長30'11'')是攝影師跟拍近半年有餘記錄下的學堂日常。但這其中“沒有點石成金的魔術”,沒有曲折勵志的故事。成長本身緩慢而細微。從這些日常紀實中,我們或許可以窺見這羣“普通”孩子在主流教育之外的努力成長。

自動播放

紀錄短片《獨木橋之外》完整版

對於任何一個學校來説,這樣頻繁的搬家都是難以想象的。

2018年3月,學堂的第一個場地在北京昌平北七家鎮的一個小院子,因租金昂貴、場地功能不健全,不到一年就搬到了北六環外的馬池口。2019年夏天,又因場地方運營困難,學堂不得不前往第3個場地。

這次搬家,正值暑期,學生們聽聞後主動過來幫忙,成了搬家主力。學堂的桌椅櫃子、書籍資料,宿舍的生活用品,正被學生們以自創的方式一點一點被搬出:輕的物件從窗户上吊下來,重的箱子從樓道上鋪設的臨時滑道滑下……

最後,物品裝滿了整整三輛箱貨。

新的場地由學堂一位校董接濟:體育場與一所私立學校共用,連同閒置一側的二層建築,構成了學堂新的日常空間。

宿舍的大部分鐵架牀也是其他公益機構捐的。實務學堂的生活老師露醬帶着學生們拿着鐵錘乒乓作響地組裝鐵架牀——有的鐵牀螺絲與螺絲洞不吻合。他們要趕在9月9日開學前,將鐵架牀除鏽、刷漆、組裝好。

除了佈置基礎的起居物件,小樓常年沒人住,有很多地方需要修繕。學堂學生的父親羅擴見趕過來幫忙,他是位熟練的水電裝修工,在北京工作了10多年。宿舍頭頂的燈泡和幾塊懸落的天花板,他剛幫忙給換上。

夏天,學堂的蚊蟲多,歐陽燒了幾把艾草薰學生宿舍,想試試能不能趕走蚊蟲。

■ 開學典禮上,實務學堂創始人歐陽豔琴正在發言。

在當下主流的教育系統中,實務學堂是一個特殊的存在。曾在媒體做過5年調查記者的歐陽豔琴,於2018創辦了這個教育公益項目,主要面向15-18歲的流動和留守青少年羣體,招收沒有辦法繼續升學,也未順利進入職場的孩子。在高考獨木橋,職業教育,以及工廠流水線之外,歐陽豔琴試圖“探索低收入人羣職業發展的新路徑”。

在歐陽看來,自己來做這個事有天然的心理動因和共情,“我自己就是一個典型的農民工家庭的孩子,留守兒童。因為自己的成長背景,總會被農村孩子的教育問題所牽絆”。

在某次教育創新峯會上,她看到很多激動人心的教育創新案例,但它們大都發生在資源集中的大城市、好學校。她心裏發問:農村處於資源弱勢,在目前的教育體系下,農村孩子也處於劣勢狀態。在雙重的約束下,“不去想創新的解決方案,幾乎沒有出路”。

“你的培養目標是什麼?”是歐陽在辦學之初遇到的最多的發問。

“我們是在探索一條低收入人羣的職業發展新路徑,培養珍貴的普通人”。“這不一定是主流的應試路徑,也不是工具化的職業教育路徑,而是一個全人的提升,能夠在職業上實現他理想的路徑。”

■ 歐陽正在和新生的家長聊天。

選擇實務學堂的孩子,大多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家裏大都有位關注教育的親戚,他可能原來也在農村,但通過教育改變了自己的命運,現在在城市裏工作。當他們發現實務學堂的時候,就去跟有需要的老家親戚介紹學堂。

“但要讓家長把孩子送到一個沒幾個人的地方,沒有所謂傳統的校舍,沒有學歷,沒有文憑……這種情況真的需要很有勇氣。一些家長,尤其是最開始的家長,給了我們很多鼓勵。”

“我覺得中國教育最大的問題是出口太單一,我們所有人都只有一條路,那就是去考試。這樣一條路徑決定了我們所有人的成敗”。歐陽想重建一個評價體系,“跟原來的應試評價體系不一樣的”。

學堂的課程分成三個板塊:身心素質,職業素養,專業技能。心理課是進入學堂的第一門課,心理老師鄧泊是學堂最早配備的老師,她有10年的青少年心理諮詢經驗。

心理課在學堂既是課,同時也承擔了很大部分心理輔導工作。學堂大部分的孩子來自農村, 有過留守或者流動的經歷,有的人經歷了很多情感、生活、學習上的挫折,這些在他們成長過程中過載的挫折,“讓他們千瘡百孔”。在學堂,鄧泊試圖和學生一起重建自我、自信和安全感,在她看來,這是激發真正的動力去學習做事的基礎。

學堂教職人員由三位全職老師以及穩定的老師志願者團隊構成。以歐陽和校董們為交匯點,好的資源不斷往學堂傾斜。志願者老師中有大學教授、企業CEO或藝術家等等,他們因對學堂的認同,投入其中。

編程課程是學堂開設的數十門課程之一,學生羅明揚是Java課的助教,正在協助老師授課。而當前,羅明揚已被廣州的一個公司錄用,崗位是程序員,成為實務學堂培養出來的第一位進入職場工作的學員。

也是在Java編程課中,歐陽遇到過自己的“至暗時刻”。

由於學生實際投入時間遠遠不夠,大部分學生“三天打魚兩天曬網”,導致學習進度非常緩慢。有一天,從學堂到家一個多小時,沮喪的情緒將歐陽團團包圍。回到家,歐陽一會兒躺在牀上對着天花板哀嚎,一會兒怒吼,半夜,自己一個人在小區跑了5公里。

“這都是一羣什麼樣的學生?值不值得付出這麼多,教育這羣學生?”歐陽問自己。

心理老師鄧泊對歐陽説:“孩子們都進步了。每個人開花結果的時間不一樣,有一些,要到三四十歲才開花呢,但這一段學習經歷對他們依然是重要的,是會影響他們一輩子的。”

再回顧這段經歷,歐陽認為最大的困難不是學生的基礎薄弱,這是學堂客觀面對的現實。“最大的挑戰是我們的能力夠不夠。我們的認知,我們的行動,各方面的能力夠不夠?”

有段時間,深圳流水線廠妹成為紐約程序員的故事在網絡引發關注,許多朋友將文章轉發給歐陽,期待着學堂裏的“奇蹟”。歐陽説學堂裏是普普通通的孩子,努力成為“珍貴的普通人”的故事。從普通到普通,故事裏沒有點石成金的魔術。

建校之初,歐陽用“囚徒困境”解釋自己的理念:“大家都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去爭奪資源,掐到最後誰也沒得到”。歐陽覺得教育某種程度上現在也是這種情況,大家都往一個口走,比如每個人都去上課外班,變得每個人都必須去上課外班。在單一的上升渠道,單一的評價和成功標準之下,大家去競爭。那時候“內卷”還未成為大眾流行語。

站在當下的語境之中,實務學堂的嘗試,似乎是在反內卷地逃離系統。但在過去幾年的教育實踐中,面對評價維度單一、不斷內卷的社會現實,歐陽也自問,“我能接受我的學生以後只是做流水線打工仔、餐廳服務員嗎?”

如果,我們的學生,和他們的父母一樣,做裝修、超市促銷、外賣、保姆,沒有實現階層躍遷,我們的教育是失敗的嗎?

■ 王藝璇(右一),景怡(左一)。

王藝璇來自山西,18歲,高二輟學,2018年秋季來學堂。

在新學期,藝璇負責新生接待工作,她的電腦上有一份本學期同學名錄,共30位新老同學。藝璇數了數,他們來自10餘個不同省份,沒有北京的。其中“有無打工經歷”一欄,有7把勾選“有”。

景怡來自湖南桂陽,14歲,是當年新入學的學生。初二輟學後,景怡有短暫的打工經歷。

在學堂的一次寫作課中,藝璇採訪了景怡來學堂之前的故事。

景怡的小家庭在很長一段時間分落在三個地理空間:媽媽是小學老師,帶着弟弟在縣城生活;爸爸常年在深圳做巴士司機;直到7歲前,景怡都和外婆住在鎮上。初一時,景怡的成績還不錯,有時能考600分。

初一下學期,景怡認識了一些“混混”朋友,慢慢開始跟着翹課、打架。初二還沒有結束,景怡就輟學和朋友相約去廣東打工。能接受她們這個年齡的工廠,工作環境差,待遇不好。後經熟人介紹,景怡去了東莞鳳崗一家工廠。從早上7點50打卡,到晚上12點下班,她在廠裏做了一個多月。結算工資時,對方説她是未成年,原先約定的13塊時薪,最後只給她9塊。

回到深圳後,景怡在爸爸身邊待了10多天。這成為景怡“人生中和爸爸連續相處時間最長的一次”。

王藝璇家和景怡家相似。

藝璇媽媽在山西縣城老家帶妹妹,爸爸已在北京打了10來年工。

她想起自己初中,周圍也總有一些所謂的“社會混混”,“約同學去打工,去抽煙喝酒,上網吧,不回家”。王藝璇衝破重重困難唸到了高二,但“死活也學不進去了,一做題就想哭”,高考模底只有300來分。按藝璇的説法,她始終找不到學習的意義,而在學堂,她可以自主選擇她想學的一些課程:邏輯思維課,寫作課,藝術課,還可以參加樂隊。她覺得這些課很好玩,“對自己認識這個世界,和溝通表達都有很大幫助”。來學堂的第一學期藝璇就讀了10幾本書,其中她念念不忘的有:《親愛的安德烈》《送你一顆子彈》《民主的細節》《阿內特青少年心理學》《房思琪的初戀樂園》……

■ 學堂學生正在換燈泡。

家人送藝璇剛來學堂的初衷,是讓她到應試教育外喘口氣,調整過後,再回去參加高考。王藝璇在學堂期間也曾獨自複習高考書目。

2019年,距離高考4個月的時候,王藝璇中斷了複習,最終裸考200多分。她決定不復讀了,又回到了學堂。後來她成為學堂創校以來第一個走出學堂去實習的學生。

“我一直在探索,在做選擇,在其中成長,試圖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什麼對我來説最重要的。”

2019年秋季學期,學堂承接了一個公益項目:給1000位小學生普及交通安全知識。項目由歐陽作為指導老師協助,同學們作為交通安全培訓老師獨立備課、對接完成項目。在這個項目中,有以下4個場景,讓我印象尤為深刻。

在項目正式開展前,歐陽將一份合同交予學生們簽字項目——有一部分執行費用將支付給每位小講師。這是很多學堂學生人生第一次籤合同,17歲的竇澤釗小心翼翼地對籤合同表達着自己的疑惑:只要我簽了這個東西,就覺得我是為錢而來的,就有不舒服的感覺。

“那你以後不去掙錢嗎?”

“所以這就很矛盾,然後我就很難受。”

……

“這是你們的第一份合同,你們以後還得籤很多合同。每個人都要有一個邊界,這種合約的意識源自現代社會非常重要的契約精神,是現代性的一個很重要的方向。”走出教室門口前,歐陽又停下來,想起了什麼似的對竇澤釗補充道。

這是學堂學生第一次作為講師站在講台上,但在首次試講課中,大家就遇到了不小的挑戰。

澤釗和搭檔永祥在學堂的第一次試講,因投入時間少,對授課對象瞭解不足,試講時就面臨斷片和怯場。歐陽説如果講課效果不佳,後續就換別的同學去講課。

當晚,澤釗和永祥熬到凌晨1點,重新備課。睡前澤釗特地叮囑生活老師露醬,“如果明天7點我起不來,可以多推我兩下嗎?”

第二天一早,兩人通過了最後一次試講考核。

還有一次,藝璇和炳南來到另一所小學,他們的工作是為學校領導介紹交通安全項目。

走出辦公室後,炳南説,“一般出現在那種地方,都是因為我闖禍被拉進去的”,這是他人生第一次因為“這種情況”進學校領導辦公室。

藝璇感嘆,“要是能在(老家的)母校這麼來一次,會爽上天”。

最後一天的講課結束,景怡在回學堂的路上就迫不及待給爸爸打電話分享喜悦。“今天真是太完美了,完美收官”。來學堂以後,父女倆日常的對話更多了。

2020年春季學期,由於疫情,學堂和很多學校一樣在線上完成了大部分的課業。在2020年夏天,學堂迎來了第三次搬家,這一次,24位師生和學堂從北方搬到了廣州帽峯山下的村子繼續學習。

初到廣州,他們“一無所有”,教具、圖書、同學們的衣物被滯留在北京。但20個學生幾乎全都跟來了。學生、老師們調侃,“每一個學期我們都是在不同的地方開學。”

■ 在新的教室,課程仍在繼續。

■ 2021年的學堂年會,受疫情影響,只有少數嘉賓到場,有200多位嘉賓和家長在直播中參與。

“我們學堂搬了那麼多次家,可能對於有一些學校是沒法想象的”。歐陽問大家,你覺得對學堂而言,什麼東西是最核心的,“只要我們還在一起,我們這個學堂就還存在”。

在學堂年會的頒獎現場,周光明拿到了“蘇格拉底獎”,羅家祥拿到了“心地善良獎”……閲讀老師張鑫帶領同學們自編自導自演了原創戲劇作品《瑟克塞斯男爵》。

■ 實務學堂在帽峯山下的宿舍。

今年3月初,因帽峯山距離市區太遠,志願者往返不便等原因,學堂從帽峯山搬到了廣州海珠區的小洲村。

這是學堂的第5次搬家。這一次,學堂的房租合同簽了10年。

歐陽希望實務學堂能夠長期運營下去,百年樹人,學堂至少好好地先活十年,然後二十年……

對於那個階層躍升的疑問,歐陽也給出了自己的答案:接受。

但我們希望,我們的學生,可以成為幸福的、有尊嚴的打工仔、服務員。


拍攝後記 | 曹雕

在學堂拍攝期間,一位老師跟我分享,她説有時候真的很苦惱,不知道孩子們為什麼不做作業,為什麼沒有課堂互動。想要和他們有更深入的內心交流,卻怎麼也“夠不着”孩子們,有時候自己也會因此流淚。

那時我還不太能感同身受,直到今年我的侄子第二次面臨中考。還沒考試,他就已經確定自己可能將再次失敗,沒辦法讀大學了。他甚至做好了去一家理髮店做洗頭工的準備,説店主已經跟他説好,每月有一千五的工資。

我很想跟他説,不能上大學也不要否定自己未來的可能性,除了打工,我們還可以再找出路。可是也是“夠不着”他。憑藉幾條微信消息,怎麼可能讓一個遭遇了自信受挫的孩子拾回信心。我也不太能跟他保證説,你不上大學,沒有大學文憑,也可以活得很好。

拍完學堂後,我也成為了學堂的一員——作為學堂的攝影志願者,每學期都帶幾位同學上攝影興趣課。在課堂上,我聽到的好消息是,有同學未來也願意嘗試攝影師的職業,還有的同學因為喜歡拍照,會用影像來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情感。後來我就一下想清楚了攝影課的目標,越是普通人,我們就越要學習藝術科目(哪怕,不一定以此為業)。這個目標和學堂的使命是相似的,普通人,找到一個有尊嚴的活法。

很希望我的侄子能看到這篇文章,也很希望他能找到除了大學和打工之外的第三種可能。